“曲意迎合”谷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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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斯尼斯7377,我多想唱

  • 作者: 澳门威斯尼斯7377   来源:http://www.fswhhb.com    栏目:威澳门尼斯人8684    日期:2020-04-15
  •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小道弯曲画着大问号。……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一支支熟悉而广为人们传唱的歌曲,都出自同一位作曲家之手。她运用音乐语言,将对生命的独特感悟和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化作饱含情感的旋律,讴歌新的时代,激发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不会不记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90年代的年轻人不会没听过毛阿敏、那英、孙楠的歌曲,新世纪不会没有人唱过《我是中国人》。把所有这些耳熟能详的“显赫”符号串联起来,得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关键词”,那就是一个作为标识被写进中国大众音乐发展史的名字——谷建芬。

      谷建芬的父母是从山东威海漂洋过海到日本谋生的。在日本出生的谷建芬最初并不知道自己身上流淌的纯正的中国血统意味着什么。1942年的一天,年仅7岁的谷建芬无忧无虑地坐在日本大阪的一家小店门前,香甜地吃着日式小饼。母亲疯了一样地冲过来,抱起她就往码头跑。年幼的她问妈妈要去哪儿,妈妈说“回国”,她又问“什么国”,幼小的谷建芬并不懂得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坐了几天的轮船,一家人终于在一个码头下了船。看见街上到处都是屎,还有长辫子、人力车,小建芬就对妈妈说,这地方又脏又乱,咱们回家吧。妈妈说,日本的家没有了,这儿就是咱们的家。谷建芬就这样从日本大阪回到中国大连,开始了她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无怨无悔的风雨60多个年头。

      从小谷建芬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觉得歌声带给她的东西是那么美好,有时候又觉得歌声带给她一种说不上来的悲伤,音乐就好像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少的。所以,长大后谷建芬一直也没有离开音乐。

      1950年,谷建芬入旅大文工团,学习钢琴并担任伴奏。1951年考入东北鲁艺(即东北音乐专科学校,现为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5年毕业。然而在她参加工作的第3年,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她被下放到江苏一个农村参加劳动改造。尽管谷建芬离开了她心爱的钢琴、曲谱,整天与庄稼、水田打交道,但她的心里从未泯灭对音乐创作的渴望,她不断地汲取着民间歌曲丰富的营养。

      1976年,中国从历史的低谷中走出,谷建芬才重新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和权利。“文革”结束后的拉丁美洲六国之行,使谷建芬的创作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拉美六国,谷建芬耳濡目染了那里的歌手和人民融成一片,歌唱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获得新生的谷建芬对创作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每天坐在钢琴旁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她每年都要创作近百首歌曲。压抑已久的巨大能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谷建芬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

      20多年来,谷建芬倾情谱写了上千首歌曲,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无不和着时代的脉动和大众的心声,同步共振,起伏伸展,忠实地记录着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和崭新风貌。上海中唱在推出《世纪歌典》中发现,在改革开放时期,谷建芬的作品出现最多,而且都是与朱逢博、李谷一、毛阿敏、韦唯等最具代表性的歌手联系在一起。

      “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表达着自己,而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人生、表达生活在地球上的感受,就形成所谓‘各人各走一路经’。我的办法呢,就是将我所有的感受用歌唱出来。词曲作家将这些感受用真情来倾诉,那么群众就用真情来接受。音乐是心灵的沟通,是心灵的感悟,常常说不清,道不白。如果让我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用语言无法表达,但用音乐来诉说,在音乐流动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社会上极强的功利化的东西,使得一些作品没有艺术。马上有钱的,是人家让你写的,你自己想写的,人家不给钱,太功利的作品我不愿写。作品好不好,自己说了不算,老百姓叫好才行。我有很多好作品都压在手里,没有给人。也有人想买我的歌,我说不卖,你买了又有什么用呢?那首歌又不适合你。那些歌留着吧,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拿出来”。

      现代流行音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两喇叭录音机的普及和邓丽君、刘文正等港台歌手的磁带一起传入中国内地的。“那时,有些老同志看不惯这些流行音乐,特别是港台的东西进来后,他们觉得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当时也有点饥不择食,良莠不分,遭到许多人的责难。但好的就是好的,一首歌如果感动了那么多人,那么它还肤浅吗?”

      20多年前,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而被点名批评。“因为当时《小花》的音乐创作,有一些偏离我们过去所谓革命的创作方向。李谷一第一次用了一些气声,感觉到哈声哈气的,嗲声嗲气的,被认为很不健康。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是流氓喜欢的歌。”

      目睹这一切的谷建芬很不服气,心里想:“这么好听的歌为什么偏说是‘流氓歌’?那好,我还偏要写几首‘小流氓’喜欢的歌给你们看看。”于是,她将诗歌《八十年代新一辈》谱成曲,创作了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刚一问世,就受到欢迎,风靡全国。但是,一些误解甚至污蔑、诽谤也纷至沓来——“这首歌是30年代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谷建芬败坏了中国乐风”、“专为小痞子写歌”、“为下人写歌”,甚至还有人说“谷建芬的音乐毒害青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抢班夺权的歌”。一时间,谷建芬成了有争议的人物。那些在今天听来似乎是笑谈的“理由”,在当时却给谷建芬带来了重重压力:广播电台不能播她的歌、她的代表作不能介绍到国外、开批判会批判《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一系列歌曲……

      那时,谷建芬带着自己的作品和先生,乘公共汽车到北大,到人大,到广播学院,到大连海运学院,到上海同济大学,到工厂,到幼儿园,到中学去“开”自己的作品演唱会。她拿着这些歌,20首歌,在黑板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写上,一首一首地弹,弄个话筒支在那儿,一面弹一面讲,这首歌是怎么回事,那首歌是怎么回事。然后自己的先生就发一张白纸。

      “让大家写。有的就划个‘正’字。有的就随便写。当然了,99%大家都说好。其实我是想听是不是资产阶级音乐在毒害你们,只不过这种话我没有给学生们讲,我就是最后想得到这个结论。结果99%的同学们都说这些歌都非常好,只不过有些歌更喜欢,有些歌一般。那些活动回来以后我心里就更踏实了,我就给自己平反了。我也没有去张扬,我也没有让任何报社记者去宣布这件事,我就说有这么些证据证明我不是资产阶级音乐。”

      两个挚友的支持令谷建芬感动。这两位挚友是“南朱北李”:北就是李谷一,南就是朱逢博。“那时候,李谷一听说我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她当时就给我打电话,她说:我要唱你的歌,我要支持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接到一封信,我一看是朱逢博的,朱逢博在太平洋录音棚里。她在信中说‘你要坚信自己的方向,不要停你手中的笔。我现在就决定录一版全是你的歌’。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成名的歌唱家主动地来帮助你,这种帮助不是说唱我的歌,把我扬出去能赚多少钱,而是在事业上的一种支持。”

      谷建芬于1984年最早开办起培训班——“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她说:“我要造就一个歌星的摇篮。所有的学生都经我精心选择,不是‘唱歌让我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让我流泪’的我不要,品德不好的我不要。”没有启动资金,丈夫邢波旧日的学生给凑来5万元赞助,买了一台钢琴、一部架子鼓、几把吉他和随身听,“谷家班”就开课了。上大课就在团里一间32平方米的屋子里,屋子四周摆满了床,中间惟一一块空地儿放钢琴。教演唱课就到谷建芬家里去,一个学生半天,一个一个地教。

      所有学员不收学费、每月补助饭费45元,许多著名教授以每节课10至15元的标准上课。谷建芬为学员开了8门课,除了自己亲自上阵,还聘请了金铁林等任教,使学生在乐理、试唱、练耳、外语、钢琴、吉他、文学常识、形体训练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正处在四面楚歌的挨整阶段,与学员之间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我对学生说,什么都先受着,等出了名堂,拿作品说话。我这个班,没有固定的毕业日子更没有毕业证书,考试也不固定。我不断为他们创作并让他们参加各种大赛,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他们印证自己的努力是正确的,有价值的。”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培训,“谷家班”的学生们开始在流行音乐界崭露头角。培训班19岁的歌手时延燕在“孔雀杯”歌赛上拿了一等奖,苏红凭借《我多想唱》、《三月三》这两首谷建芬作曲的作品在电视歌赛中获决赛第一名。随后,李杰在5省市校园歌曲比赛中演唱谷建芬作曲的《男孩》,又获第一。一时间,谷建芬的学生成了参赛专业户,流行歌坛少了“谷家班”的学生好像就冷清了许多。一有比赛,组织者就主动找上门来,问“谷家班”参不参加。每到这时,谷建芬就带着学生到西单,花十几二十块钱买件时髦衣服权当演出服,拾掇拾掇就上台比赛了。在1986年举办的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和全国青年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终于使通俗唱法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歌坛,与美声、民族唱法三足鼎立。

      天道酬勤。“谷家班”是出明星最多的,在谷建芬培训的50多名歌手中,毛阿敏、成方圆、那英、万山红、刘欢、解晓东、孙楠、苏红、范琳琳、张迈、崔京浩等歌坛大腕,都出自她的麾下,至今仍活跃在演艺锋线,堪称当今中国歌坛的中坚。甚至年届花甲的歌唱家杨洪基也坦承,他是在年过半百因为演唱谷建芬为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写的片头曲,才真正一举成名的。在谷建芬的一次作品音乐会上,这些明星弟子都赶来向她祝贺,她尤为的喜悦。

      “别人问我有什么窍门,我说,没窍门,就是要找到真正让我心动的人。回想起来,那些不愉快的日子和经历永远是我创作的财富。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些好事。现在我非常感谢20多年前的压力和那些反对我的人,他们给了我巨大的‘反作用’力量,这是多少年的感悟啊!”谷建芬曾通过媒体点评了她的三大弟子——那英、解晓东、毛阿敏。

      那英眼下算得上歌坛人气较旺的女歌星了,但谁会知道,当初那英进“谷家班”,还真费了一番周折。谷建芬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英当时托人给我听了盒带,还行,问长得如何,来人说一般,我说那再说吧。后来在歌手大奖赛上见了那英,觉得不错。上后台找到她,‘你是那英啊?’‘是。’‘你就搬到我们培训班来住吧!’大英子当时就跪下了!”

      在谷建芬的弟子中,解晓东是最早组建歌迷会的歌手,其后被许多歌星如法炮制。可是,当初就为了解决解晓东这种“红人不红歌”的问题,谷建芬可是绞尽了脑汁:“晓东挺有心,上我这来得不多,但隔三岔五总会打电话问候一下。有一次,我挺直接地说:‘你在音乐审美上有问题。音乐是优美的,优美的前提是舒展,不是拧出来咬出来的。有多少好歌从你手中流走了?《懂你》给你不要,《常回家看看》也不要,做老师的就要指出你的问题。’晓东感动得哭了。”

      在谷建芬的弟子中,毛阿敏是最早出名的一个,也是经历最坎坷的一个,因此,更是最让谷建芬心疼和操心的一个。谷建芬说:“毛阿敏是我一眼相中的。这孩子命不好,以前参加任何比赛都是第3名,不是发挥不好就是忘词,但我觉得她有一种非常朴实真挚的内蕴。她在这个班上道路走得最坎坷,也最让人操心。在她精神几乎崩溃时,我一再安慰她:人很难说什么时候就踩在坑里了,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敢做敢当。”

      “她的嗓音条件很不错,从我们认识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她这个优点。我当年坚信,只要毛阿敏勤奋努力,日后在歌坛成名是必然的。”表扬了自己的徒弟之后,谷老师不忘谦虚地强调一点,她说:“我只是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提携了她一下,她的成功大多还是依靠自己的后天因素。我们能够认识就是一种缘分,现在她的名气很大,我不想挡着她的道。”

      毛阿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谷建芬是自己的恩师。“除了我妈妈生我之外,谷老师应该是我的第2个妈妈。在国外的日子,我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不管开心不开心,都向她倾诉。我们的师生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亲情。”

      记者问起谷建芬会不会再招收弟子,谷老师笑着说:“不会了,时代不一样,当初学生们跟我在一起是一种机遇,是那个时代创造了这样特有的机遇。我每次招收弟子都会经过慎重考虑,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音乐,而现在很少有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了。”谷建芬留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学生,对于流行歌坛的现状,她也很关心。她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创作人有条件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很好。但是创作的范围最好能广一些,关注的内容不要局限在个人生活,否则写出的歌将永远是“我的心伤着你的痛,你的眼流着我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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